一男：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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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想起故乡故土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我父亲最小的弟弟，我的三叔。我关于他最初的记忆，要追溯到三、四十年前。
那时候我住在农村的姨奶家。在那个长方形的农家小院里，只有三面贴着土崖凿进去的纵深的窑洞，我们和姨奶住在其中的一面窑洞里。三叔当时住哪里？我没有记忆。我的记忆开始之时，已看到一位面长身长、操着浓重外地口音的年轻女人走进了我们的小院，人们让我叫她三婶。三叔那时候刚二十出头，个头中等，五官俊气，见人不多言，喜嘿嘿地笑。三婶站在他的旁边，比他明显高出一点，年龄也比他稍大些。但我相信在最初的日子里，三叔一定是满意的、快活的，从小失孤的他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家。于是我关于他最初的记忆，就是一副动态的场景：他挥动着锄头，在小院南面的土崖上一下一下地挖掘着、开凿着。他在给自己和三婶挖一面新的窑洞，他们自己的新家。
我记得挖窑开始在那个初夏。他每天凌晨即起，赶在下地上工之前便开始一天的挥锄，晚上收工后又干到月明星稀。晨昏的时候我躺在姨奶窑里的土炕上，总能听到“咚、咚、咚”的挖掘声，它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待三叔三婶终于搬进新居的那天，已是初秋时节，小院里来了许多人，姨奶和三婶做了许多饭菜，招待村人。这个时候人们好似才发现，三叔和三婶其实都没有办过婚礼，设过婚宴。但事实上，三叔十几岁就失去父母，三婶几乎是逃荒而来的外乡人，这被孤贫捆绑在一起的一对新人，何谈婚礼婚宴？
可那一天毕竟像是小院的节日。我在人群中穿梭着，奔跑着，兴奋不已。我注意到三婶也和平日略显不同，她穿了件红花的新罩衫，脸颊也红，挂着明显的羞涩之意。三叔穿上了半新的布褂子和三婶给纳的新布鞋，在人群中穿梭着，忙碌着，满脸笑意。他殷勤地招呼着村里的长辈，叫着大伯大叔大婶，递水递烟，周到之极。他和同辈们开着玩笑，我媳妇长，我媳妇短的，并没有具体说到什么，却让依然单身的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若干年之后，他在村里已经混得有模有样，人情世故通达，做得一手好菜，成了家家红白大事宴席上的必请，让在城里的兄姐刮目相看，我在想，那一天他在自家小院里的得体表现，其实就是他的“成人礼”，是他此后漫长的乡村之路的开端，他在人情世故和接待应酬方面的无师自通与天份，在那一天已经处处端倪初显。而那一天他真是出了点风头的：新媳妇是天上掉下来的，窑洞是自己亲手打的，招待村人的饭菜也还出的起，还要怎样？如果说有遗憾，父母不在了，在城里的兄姐都没有来。但谁能求全？人们最后走进了崭新的窑洞。一进门的左手边，临窗是一张长方形的大土炕，红绿撒花面的粗布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团团活热的气息；右手边一张简易木桌子，桌面上一边立一个竹皮热水瓶，中间几只蓝边白瓷杯，旁边一面半大的小圆镜；再往里看去，窑洞深深的，散发着真正洞穴般的幽凉之气，逆光中似乎看到一张又高又长的木案板。那时刻，三婶绰约丰盈的身影好似正忙碌在那张案板前。
我上小学回到城里父母身边后，就不常见到三叔三婶了。但我们之间的联系，在漫长的岁月里就像一根柔长的棉线，弯弯曲曲的，却始终没有完全中断过。
一开始是八十年代初、中期。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中总好像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改变、渐变，像田地里的渠水，在地表下模糊又咕咕地流淌着。但这一切对于位于乡村的三叔三婶起初并没有多少影响，他们体会不到渠水的暗变，只知道按祖传的方式展开属于自己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养儿育女。我和我的父母，也不再有必要经常回到村里去了，在城里专注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和三叔及那个农家小院也就渐渐疏离。
起初三叔也是沉默的。但渐渐地，他进城的机会多起来，有时是在城郊一带的农贸市场做买卖，有时进城办样事情，办完事后，他总要拐到我家坐坐。于是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我们与三叔和农村之间那根细弱的棉线，就靠三叔一年之中的几次来访，多年之中的无数次来访支撑着、拉扯着。那些年我们几次搬家，但每一次三叔竟然都找到了新的地方，出现在我家大同小异的客厅里。无论寒暑，无论日子过得顺畅与否，他总是会来，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坐坐，和我父母说说家长里短，乡事乡情。我后来才渐渐明白，那些年三叔其实是有意识地安排着他的进城之旅，他被心头一种原始的渴念牵引着，又被一种自觉的意识推动着，主动地靠近我们在城市里的那个家，靠近我们所代表的亲情，和一种更“高贵”的生活，一次次，不放弃，不气馁，无论他在城里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接待。
他来的时候从不提前打招呼。他将那负载着他一路颠簸而来的旧自行车在我家楼下的拐角处随便一靠，就三步并作两步迈上楼梯，但随后的敲门声却怯怯的，和一路从村里出发，虎气生生地骑车穿城而过的那个壮实的农人，似没有丝毫的关系。无论开门的是我，还是我父母，出现在门口的他总是未语先笑，一副恭敬讨好的神情。那显得粗糙沧桑的脸上，布满和年龄极不相符的皱纹，笑起来，像开了满脸的野菊花。
见到他我总是高兴的，以自己特有的热情招呼他进屋。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规规矩矩地垂着双手，等候着，冬天里，就会把还冒着热气的棉帽子从头顶上摘下，小心地放在茶几上。寒暄之后不再有话，他的眼睛便随着我在屋子里前后转悠。他会特意压低一点声音，格外和气地问道：“爸妈呢？啥时候回来？” 有时候也问一两句：“学习还好吗？要好好读书……” 偶然我会问他三婶和小堂妹们的情况，他总是回答：“都好着呢。娃乖得很。” 我想我知道这个“乖”字的含义。在农村生长的孩子，尤其女孩，就像田地里的狗尾巴草，哪有不乖的道理？
父母回来后，三叔的态度更加恭敬了，他总不忘先含笑叫上一声哥姐，然后才开口。父亲是个好人，但有些书生气，遇事讲硬道理。这一点那时的我都看得出来，我想三叔更是深有领会，心知肚明。但他还是要来，还是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哥哥”，大多数时候静听着、领受着大哥“开导”性的言词。比如说抽烟。做医生的父亲为三叔好，总是让他不要再抽烟。三叔总是连连应着：“是，是。基本上不抽了。” 但说这话时眼睛却下意识地往茶几上的烟灰缸和敞着口的香烟瞅。这使我想起来，初进门不久的三叔好像还将口袋里的烟盒摸了出来，在手里爱惜地揉了揉，看看我，又放了回去。他面前的茶几上就摆着招待客人的香烟，连那时的我都知道，那个“大前门”的牌子比他口袋里的“羊群”牌要好了许多。让一个爱抽烟的人面对着一盒自己买不起，却供别的客人们随便抽的香烟干坐着，大约是一种不小的折磨吧。
有时侯他们会说到家庭里的一些纠纷，甚至三叔和村邻们的利益冲突。三叔是希望能得到城里大哥至少在精神上的些许支持的，但父亲几乎总是就事论事，有时还会批评三叔的做法。三叔难过地回望着父亲，却依然赔着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但哥你也要想到……”
“我不用想，我当然知道你思想里是什么问题，你就是有些小农意识。唉。”
我将头转过去。父亲和三叔虽为一母所生，但终究因不同父，性情气质乃至人生际遇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身上流淌着一半农民血液的三叔，就是一个农村的产物。他的隐忍、卑微、圆通、灵活，和极强大的生命力，是从母体带出来的天然屏护，就像鸟雀的羽毛，就像蝴蝶的翅膀，护佑着他扶佐着他在属于自己的一份生存里求生存。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听着、忍着。他反倒理解父亲的做法。他年纪虽然比大哥小了好些岁，却自觉有某种担当，但担当什么？他心里又是模糊的。他有时也试图开导父亲，说“哥你看，人情世故你还是要懂一些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父亲总是挥一挥手：“我懂，我懂。我不需要你开导。” 他就再无话，低头喝水。
在我的记忆中，三叔几乎没有一次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顿午饭或者晚饭，即便他在这两餐饭前赶来。父母也会让他留下吃饭，他总是说：“不饿。回去再吃。” 或者：“来的路上刚吃了点。不饿。” 那些年里，我想我们城里人家的饭菜总比农村的强，但三叔从来不会为了一口饭而委屈了自己的自尊。也许自尊还谈不上，他就是从心底里体恤大哥大嫂，不想给已经狼狈忙碌的他们增添麻烦。
他走出去了。有时候是冬日，外面寒风呼啸。他把棉帽子戴好，护着耳朵和脖子，重新跨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城市的人流车流中费力地穿过，向他的乡村骑去。这个西北的小城并不大，身为它周边村庄里的农民，一次次的到访和靠近使得他太熟悉它的大街小巷，建筑房屋，商店饭馆，熟悉它街两旁的梨树和杨槐，甚至一年四季不同的味道。时光就在他的自行车轮下一年年地飞进着，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小城变得花花绿绿，喧嚣无比，可他始终是那个骑车从它的腹地插身而过的城郊农民，在主街上的拥挤人流中小心翼翼地穿过，看到的是路人冷漠而嫌弃的目光；在拐进了僻静迂回的小巷道后，耳畔还响着嗖嗖的风声。他只好紧紧贴着墙根骑，也为了墙角下那一溜窄窄却暖和的太阳。
他想着自己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进城来。的确，城市为如他一样的城郊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生财机会，自家地里的农副产品就被他一趟趟地背往城里的农贸市场，批发零售，他甚至和村人合计在城里寻求承包工程的机会。但这些天下农民都向往的实际而又卑微的机会，就是他一趟趟城市之行的全部动力吗？
他的兄姐及其家人居住在城里。
他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由父母交遗下来的血脉纽带。对这种纽带的维护，他有种本能的承担意识，无论兄姐是否在意、允许。这种对血亲的极度渴望也许与他从小生长在乡村有关，乡村的文化传承中，宗族与血亲不是一向被格外地看重？他知道兄姐的态度与他相比是淡漠的，他们有幸移居城市，将后代彻底带离了村庄，就不再有回顾的必要，对于依然被命运遗留在村庄里的小兄弟，他们甚至在潜意识里将滞留多少归咎于他本人的不幸与无能。对于他所代表和体现的所有与乡村有关的特征，他们敷衍以对，甚至责以“落后”“愚昧”一类的词语。他没有什么好说。他只是无法放下心头那一层层模糊的渴望，渴望和兄姐的纽带联系得再紧密一些，渴望宗族的血脉因这种联系而变得更为清晰，渴望被他们认可、接受，就像村庄渴望被城市接受，被城市注目、了解。他当然还心存对城市本身的向往，城市不是代表着一种更高贵的生活吗？而兄姐，就是城市的一部分。那一年他生了儿子，特意进城一趟，让大哥给孩子取名，并希望和大哥家孩子名字的中间字相同。儿子于是有了一个听起来文绉绉的名字，和大哥家的孩子们像亲兄弟，他满意了，安心了，就好像在收获儿子的同时，还收获了一件别样的东西。
他重又骑回到大路上，拐进了东西向的西大街。西大街是小城的主街之一，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那一家挨一家门面大敞的临街商店，卖杂货、卖布匹、卖服装、卖电器唱片，无论什么都被裹在一片喧闹不已的嘈杂里，从店堂内一直滚荡到马路边缘。还有人们花花绿绿的服装，喇叭裤、高跟鞋。以及人们的目光--目光在彼此的脸上搜寻着，发现着，却看到了更多的空洞，那无处不在的城市的空洞。他骑车从一片一片的嘈杂声中穿过，虽带着棉帽，脸还是被风吹得生痛。他熟悉西大街，还因为它离大哥家一度的住处不远，那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期，他想。他在它的自行车道上慢慢骑着。路旁杨树上的最后几片枯叶在一阵寒风中跌落下来，扑打到他被风吹红了的面颊上，在躲闪中他一扭头，看到了那家曾经的国营饭店，油漆剥落的红木门框，长方形的黑铸铁门匾，门匾上白色的三个大字。他的心一紧。有极短暂的想呕吐之感。
那年的冬天，三叔进城，来到我家，母亲临时走不开，便由他带我去西大街上的东方红国营饭店买油饼。三叔拉着我的手，一路来到那家有名的饭店。买油饼的人已经在店堂里排了长长的一队，我们跟在最后面。队伍在慢慢地往前挪。两个戴白帽穿白色工作服的女店员很不耐烦地立在卖油饼的窗口处，一个收钱，一个将数好的油饼装进薄薄的塑料袋里，递给顾客。我的个头大约只到三叔的腰部，站在他身边尽量耐心地等待着。我扭头向后看看，见队伍的尾端已经排到了饭店入口处。
某一刻三个穿着宽松黄军裤的男青年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店堂。他们假装找人似地东瞅西看，忽然就闪身插进了买油饼队伍的前端。人们被这出其不意的行为惊动，明白过来之后有人开始不满地小声谴责，却不敢大声制止。连我那时都知道，那还是个城市流氓横行的年代。可就在那时，我忽然听到三叔的声音在队伍中响起：“你们干啥？请到后面排队去！”
三个小流氓转过头来。我这才看清了他们的脸。短平头，二十出头的年纪，青筋暴露的额头。他们凶狠如黑豆般的目光在队伍中搜寻着，直到与三叔一脸的堂正相对。其中个头最高的那个“噗”地扭头吐了一口痰，待一转身，已经来到三叔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三叔还没有反应过来，右耳和右侧头部已经被对方猛击一拳，他连忙躲闪，双手抱头。对方却并未住手，一把又将他撂倒在店堂的水泥地面上。
我吓得屏住了呼吸，直往一旁缩，却不敢喊叫。人们也不敢上前制止，有人对小流氓试探着说，算了吧，算了吧。但小流氓不依。三个人一同上前，对着三叔连踢带踹，脸上、头上、腿上、肚子上，发泄着来势汹汹的爆力。三叔在地面上翻滚着、躲避着，始终紧紧地抱着头。有一刻他一轱辘站了起来，忙对三人赔笑说“算了算了”，但人还没站稳，又被背后的一脚放倒，后脑勺着地。他挣扎着想要再站起来，却不能够了，只好抱头尽量将脖子抬起来，直视着三个对他拳打脚踢的小流氓，用活生生的眼神与他们交手、对抗，表示着他的不示弱、不甘心。我在“突突”的心跳中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想哭，又不敢。我第一次在三叔身上看到了“可怜”二字。我想不出别的词语。
小流氓们一边踢，一边骂：“臭乡巴佬，叫你多管闲事，踢死你！” 我这时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真的怕他们就那样踢死了我手无寸铁的三叔。我的哭声大约让周围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有人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对小流氓们说着什么，没过多久，饭店的负责人也从里面走出来，满脸陪笑地将小流氓们拉住了手。他们停止了殴打。个个的脸气胀得黑红。“娘滴，老子油饼都没吃成。你等着！” 在恶狠狠地抛下这句话后，他们一甩身向店外走去，肥大的黄军裤磨嚓出了“刷刷”的响声。
三叔被人从地上扶了起来。他的脸上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因为被打的时候，他尽量用手护着头。在强烈自尊的驱使下，他居然笑着对围观的众人说：“没事，没事。” 然后就扭头找我。他看到了我满脸的泪水。这时他好像才心头一酸，鼻子缩了缩，说“别哭，别哭。三叔没事。” 有人好心地提醒他，赶快离开那里吧，小心那伙人想不开又折回来。
三叔拉着我快步走出了东方红饭店。太阳升高了，直刺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有点花，看不清面前的景物和道路了。三叔拉着我的手没说一句话，却没有向家的方向走，而是走到了路对面一家最近的理发馆。他带我走进去，让我站在一旁，自己则坐到一面大镜子前，几分钟后，一头乌黑的头发就被剔短，成了寸头。看着我疑惑不解的目光，他还是解释给我听了：“这样他们再来，也许就不会一下子认出我了。”
我和三叔在西大街上走着，向家的方向走去。三叔一路一言不发。我不敢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的惊吓和眼泪退去，疼痛感这才慢慢地升上来，发冷似地只想闭紧眼睛，身体只想往哪里缩，缩到全无。已近正午，小城下班的人群落叶般纷纷涌到了大街上。冷风吹拂。我看到软弱无力的冬阳水一样从高空倾泻下来，涂抹在白杨树干枯的枝桠间，在房屋灰白的屋脊上，在行人纷乱的头顶。我看着它软弱无力地涂抹着我眼前的城市、人群，想着就走在我身边刚刚被毒打了一顿的三叔，只想再一次放声哭泣。
那一年我十岁。十岁的冬天发生在我眼前的一个场景，我铭记终生。而那个场景里的三叔，他躺在水泥地面上抱头躲避着来自城市流氓的毒打的样子，我永远无法忘记。我怎么可以轻易忘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它背后所隐含的痛楚深意，看得越来越清晰，就像我越来越清晰地看透了三叔的人生和境遇，他卑微的生命起点，他有限的生存环境，他的奋力，他的挣扎，他的苦乐，他的渴念与向往，他一趟趟的城市之旅，和城市对他一次次的冷漠与无视，以及那一场残忍切肤的伤痛，在这个人世上，有谁真正地关注过、在意过？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是一个失亲的孤儿。
这些年他依然进城，但已经不再去我父母家了。他终于停止了他当年的“进城之旅”。他的儿子和儿媳常年在城市打工，他和三婶留在属于自己的乡村里，照看着他们的第三代。他的第三代依然是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对此他已默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半白，满脸皱纹，正渐渐老去。现在，那真正变老了的皱纹，不笑时也像开了满脸的野菊花。
2014年春我回国探亲之际，和年迈的父母决定去乡下看看多年未见的三叔。我始终惦记着三叔，而老了之后的父亲，也开始念叨他最小的弟弟。我们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我生活过的农家小院，也就是三叔三婶守候了一辈子的老家。小院已不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窑洞还在，却显得矮小，靠近院门口的地方，加盖了砖瓦房。我抬头，看到了小院上方的高高的土崖，崖头竟依然飘动着记忆里的枸杞子和打碗花。我发热的目光在那上面久久停留。在村中忙碌的三叔听闻我们的到来，借了辆自行车一路疾奔回家，在院门口，他与我父亲相见的一刻，相拥而泣。他对父亲喃喃地说：“我想你的很，想你的很……” 一边说一边用那沾满泥土的大手在脸上抹。均已步入老年的我父亲和三叔，这一对被血缘捆绑着的亲兄弟，在相隔多年之后，抹着泪搂着彼此的肩膀一同向三叔家的窑洞走去，我望着他们苍老而蹒跚的背影，百感交集。
在这篇文字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久远的过去。我仿佛又看到了我三叔在二十多岁时的身影，又看到了那个远逝的夏天，在那个农家小院。那是我与他的生命偶然交错一场的起点。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家族里的一个晚辈，在自己人到中年的时候，会坐在遥远的美国的家中，写下上面这些与他有关的文字。而他永远也不可能读到这些。他始终只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虽然曾经试图靠近过，一片城市。
【作者简介】: 一男，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艺术史专业本科。曾任职国家商务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会计硕士。全美注册会计师。“忆乡坊文学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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